李克强总理：开展大规模、多层次职业技能培训，完成职业技能提升和高职扩招三年行动目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2021年重点工作时指出，就业优先政策要继续强化、聚力增效。着力稳定现有岗位, 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继续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扩大失业保险返还等阶段性稳岗政策惠及范围，延长以工代训政策实施期限。拓宽市场化就业渠道，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推动降低就业门槛，动态优化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降低或取消部分准入类职业资格考试工作年限要求。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快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继续对灵活就业人员给予社保补贴，推动放开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完善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等困难人员就业帮扶政策，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拓宽职业技能培训资金使用范围, 开展大规模、多层次职业技能培训，完成职业技能提升和高职扩招三年行动目标，建设一批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实施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工程。运用就业专项补助等资金，支持各类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零工市场建设，广开就业门路，为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创造更多公平就业机会。

摘自《中国教育报》

李克强总理：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3月5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2021年重点工作时指出，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社会建设水平。注重解民忧、纾民困，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持续改善人民生活。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

摘自《中国教育报》

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

当前，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富有特色教育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教育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十四五”期间，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大力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益，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奋斗目标和任务。

这需要我们“双向发力”，一方面要在整体上落实高质量发展的理念，系统研究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途径，加强顶层设计和探索新的更加有效的发展模式，构建我国教育发展的新格局；另一方面要在教育各领域和具体教育工作中，发现影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查找影响人民满意度的短板问题，研究破解一个个具体难题的办法，推动具体问题的解决。今年两会，我提交了几份关于教育方面的提案，针对教育发展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建议，并期望通过具体个案问题的解决推动相类似、相关联、同类别问题的解决。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要实行分类评价，突出学科特色、质量和贡献，并提出要“改进师范院校评价，把办好师范教育作为第一职责，将培养合格教师作为主要考核指标”。但在我国高校正在进行的学科评估、本科教学评估、学位点评估以及本科一流专业建设等系列评估工作中，现行的评估标准体系由于仍未能充分考虑师范教育的特殊性，对师范院校的整体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为此，我提交的《关于构建新型师范院校评估体系推动师范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提出了构建科学、规范、适切的师范院校评估体系，制定与师范院校发展相适应和相匹配的评价办法与评估内容的建议。

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县管校聘”作为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改革举措，其制度设计的初衷和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制约改革发展的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为此，我在调研基础上形成了《关于高质量有序有效推进“县管校聘”改革实践的提案》，以期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来加以克服和完善，最终达到既让教师“流”起来、“动”起来，又让流动教师对个人事业、政府制度和学校发展有信心，从而实现立德树人、提升质量的改革目标。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千千万万的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需要一支强大的“三农”建设队伍，需要一大批乡村振兴各领域的人才。这需要大力发展乡村教育来支持乡村人才的振兴。我在近几年的政协委员建言中多次谈到要构建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相适应的乡村教育体系的问题。我认为，真正让乡村教育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一要加强对农民建设新农村能力的教育，让农民增长真本领。为此，我今年提交了题为《对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求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政协大会发言。二是要提升乡村基础教育的质量，使农村的孩子有平等的机会成就人生梦想，为整体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打下坚实基础。三是要通过发展乡村“大教育”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引导农民群众爱国爱乡、自立自强、向上向善，切实提高农村的社会文明程度。

摘自中国教育新闻网

加强统筹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但在实际运行中，校企‘作而不合’、产教‘合而不融’的问题仍然存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确要求，但产与教、校与企并没有真正走到一起，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

究其原因，葛道凯分析，从管理体制上来说，主要还是统筹不够，学历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分别由教育行政部门和人社部门管辖，产教融合的牵头单位是发展改革部门，而企业则是在多个不同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内，不同行政部门掌握的职业教育资源并未很好地统筹使用，影响了办学资源的使用效果和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目前，教育部等六部门出台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总体上只是一个部门规定性文件，难以刚性落实。总体上，校企合作的制度及政策保障还不够，相关法规、机制的完善势在必行。

“希望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葛道凯建议说，出台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校企合作条例，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可以从制度层面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同时，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局，统筹管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并进一步健全职业教育学校、专业、课程等建设标准，完善教学、实习实训和学徒制培养等基本规范。

摘自中国教育新闻网

建立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监测体系

校热企冷是困扰职业教育发展的老大难问题。“我们调研发现，有些地方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细则缺失，重出台、轻执行，各部门综合协同参与不足等现象。特别是已经入库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在税费减免、财政拨款、优惠利率等方面，还缺少配套的落地政策，导致企业在具体申请时会遇到困难。”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认为，产教融合政策执行成效的监测是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需要。

许玲发现，目前我国产教融合政策执行监测中缺乏完善的第三方监测机构。现有政策执行成效的监测主体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或其主管部门，缺乏专业的监测队伍，无法对监测过程实施有效的监控。此外，监测方法和手段也较为单一。

她建议，明确产教融合政策监测机构与监测范围，培育或者遴选第三方产教融合政策执行成效监测机构，明确由行政部门、立法机关、行业协会、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等相关组织机构作为产教融合政策监测机构的参与单位，并赋予相应的职责和权力。

“在目前的监测工作实践中，学校是监测的主要对象，但是产教融合政策的执行者不只有学校，还有以企业为代表的组织机构等。”许玲建议，出台相关管理制度或文件，进一步明确产教融合政策执行成效的监测对象范围为职业学校（包含技工类院校）、产教融合型企业、相关参与产教融合的政府部门。尤其是已经列为国家产教融合型的企业，需要将其列为重点监测对象。

在产教融合政策监测体系的构建上，许玲认为，要研制科学合理的监测指标体系，利用大数据等手段不断完善监测方式和技术。建立产教融合政策监测系统运行的制度保障，形成良好的组织内部运行机制。

摘自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在农村职校设涉农“全科专业”，推动乡村振兴

“当前，职业教育中涉农专业招生困难，专业教师不足，尤其是具备实践经验和操作技能的‘技师型’涉农专业教师尤为稀缺，农村职业学校存在非农化倾向。”针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这一现状，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建议，大力发展涉农涉乡专业，建立完善的农民继续教育体系，助力乡村振兴落在实处。

农村职业教育如何更好应对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朱晓进委员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优化农村职业教育管理规划布局。将涉农职业教育纳入各省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常规工作；引导鼓励有条件的部分省内高校增设涉农涉乡专业，提供高端人才支撑。

二是重构农村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借鉴“全科医生”人才培养模式，设立有利于农业农村工作开展的“全科专业”——如农学专业、农工商专业、乡村服务专业等。同时，改进学业评价标准，增加操作技能评价权重，实行“学业水平考试＋岗位技能证书＋技师证书”的综合标准体系，以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

三是完善农村职业教育财政支持办法。按照农业生产教学实训的实际情况，提高生均经费标准。省、市财政加强对教学专业项目建设的专项补贴，并向经济薄弱地区倾斜。

四是构建面向农村的招生就业制度。依托农业、教育、科技等部门资源，协同社会力量，推进涉农职业教育与科技结合、与产业联合、与企业联盟，让农村职业教育真正“用得上”，让农村人才真正“留得住”。通过提升乡村吸引力，将一批留守青年农民和返乡大学生培育成新型职业农民、乡村能人，让优秀人才资源真正“用得好”。

摘自中国教育新闻网